前言：文章摘自黎鸣《问人性》一书，主要讲述作者所设想的人类生存的人性第三种表现场——情场的形式。作者认为在业已存在的各种政治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等等之外，还应有"文化决定论"。所谓文化决定论，文章举出了诸如科学知识、宗教信仰以及自由价值等应该是决定历史走向的本质因素，并佐证这一观点（三者同属于文化范畴）。 文章约1万字，建议收藏后阅读，欢迎提出评论与建议。

正文:政治决定论历史观有误区，经济决定论历史观也有误区，文化决定论历史观可以不存在误区，但却有符不符合实情、判断真或假的问题。

前面已预先论到，文化决定论历史观与情场社会相应。纵观今日人类世界，或限于笔者的孤陋寡闻，尚没有一个民族社会有资格称作情场化社会，故本节只以"文化决定论的先瞻"或"先导"为题。迄今为止，虽未出现过情场化社会的国家或社会，但并不乏持有文化决定论历史观的学者。下面我们就将谈到这些学者。按照笔者的观点，文化决定论又可分如下三种宗教伦理决定论、知识决定论、审美价值决定论。我们在下面即按此顺序一一加以讨论。

(1)宗教伦理

一般说来，所有以宗教精神救世的各宗教最初的布道者、宣教者，如释迦牟尼、琐罗亚斯特、耶稣、穆罕默德······等以及后来著名的神学家，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等，都多多少少具有宗教(伦理、信仰)决定论的历史观。他们或者认为人类历史是在神的意志的支配下由信仰神的人类创造的，或者认为只要人类都虔诚地服从宗教信仰，世界(包括个人)即可得救，例如基督教的上帝给人间带来千年至福，并使信仰基督的人复活。

"我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执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那古蛇(即魔鬼撒旦)，他把他捆绑了一千年，把他丢在无底坑里，关闭起来，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各国，等到一千年后，有待释放片刻"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上，坐着有权审判的人，我又看见那些因为替耶稣和神道作见证而被斩首的人的灵魂和那些从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手上和额上记下兽印的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和基督一同掌握王权一千年。其余的死人，直等到那一千年完了，才得复活，这是第一次的复活"。

在宗教者看来，信仰决定一切，自然也包括决定个人和社会的历史的向善。

不只基督教如此，其他宗教也如此，如东方的佛教。不过佛教是以反人类历史的方式来决定人类历史的，因为佛陀认为，一切有生皆是无常，即一切有生的历史也是无常的历史。信佛的人最终的成功即在"涅槃"，或终极的寂灭，即在求得历史(人生生命的轮回)的解脱，完结所有轮回(历史)的苦难、让自己的灵魂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即彼岸世界)。

——中国的儒家是礼仪决定论。认为只要世人法先王、效周公、克己复礼，谨守"忠、孝"即可为"仁"，即可使"历史"的秩序地运行，使中国成为礼仪之邦、富庶之国。

——中国的道家是"无为"决定论，或自然决定论。"无为而无不为，则"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严格说来，中国的儒家、道家都不是宗教，即使公元1世纪仿佛教形成的道教也缺乏伦理的宗教意味，而近于巫术。故在中国，基本上未曾出现过宗教伦理决定论历史观，中华民族也基本上是个缺乏牢固的宗教信仰的民族。

持有宗教伦理决定论的近现代最著名的学者为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他在他所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即是以宗教伦理决定论来解释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原因的。

为此，他还对世界上其他地区出现的其他宗教，如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乃至中国的儒教和道教，都一一从伦理观点上作出了某种判断，认为它们均具有阻碍资本主义精神崛起的因素，以此证明，西方近代兴起的新教，如路德教、加尔文教、清教及其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具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特殊的关系。笔者认为，经仔细分析，韦伯的观点虽不乏合理之处，能看到精神力量的特殊作用，但作为一个完整的论点来说，把资本主义精神仅看作是新教伦理之果，却是不足信的。即使以他所著的与此有关的几部书来看，也往往显得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关于这一点，英国学者弗兰克·帕金在其所著《马克斯·韦伯》一书中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

正如弗兰克帕金所指出的，韦伯一方面强调"早期新教的特有伦理不仅仅在历史上先于资本主义的精神，它还是这种精神形成中的决定性力量、特别是合理的经济行为建立在天职的观念上、韦伯把这种观念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根本要素之一······它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的精神，另一方面，又作为稍弱的论点认为、"典型的早期新教徒的道德准则和典型的理性资本家的经济准则之间、其契合程度达到了不寻常的地步。

为论证这一点，韦伯不惜把其他重大的世界宗教都描绘成理性精神繁荣的直接障碍。中世纪的天主教、印度教、佛教、儒教、伊斯兰教以及其他宗教，都充满了巫术般的信仰和迷信，这种东西与任何一种理性的观点或者系统性的世俗行为都是水火不相容的。 ①.他赞美加尔文教是一种最彻底地抛弃了巫术和迷信的宗教，它迫使信徒们从通过圣礼、想象和教士的干预而寻求安慰的非理性实践，转向面对仅由上帝普照的世界。他认为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勉励人们去适应这个世界，只有加尔文教策励人们去改变它。韦伯特别强调那些可以被说成是与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有着广泛一致性的新教教义，而忽视掉与此不和谐的因素。而分析其他的宗教时，则采取完全相反的方法，强调不利因素的方面。

对于印度教、儒教、犹太教教义中似乎是十分符合经济理性的成份，仅仅一笔扫过，而对其中不相符合的成份，则特别放在着重的位置。无怪各民族宗教界思想界人士要提出异议。例如印度的辛宿便指出，印度教有许多有用的教义诫律是支持合理的经济行为的。罗迪森和特纳也各自对伊斯兰教教义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不用说、中国的第三代新儒家学者也针对中国的儒家伦理的理性主义对于韦伯的观点提出了反对的意见。甚至还有些西方学者，如桑巴特指出，为韦伯经常征引的清教牧师巴克斯特的说教，反而有不少压制有生气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成份。

②.较于韦伯的观点更有害的是，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印度宗教》、《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韦伯为了抬高新教伦理的作用，不惜歪曲事实，或者与自己的其他著作。如《经济与社会》中的观点相矛盾，而把中国和印度社会抬高到认为在物质结构、制度结构已经达到了足以产生资本主义的程度，而显得是万事齐备，只欠(合适的伦理态度的)东风了。到头来、似乎只有新教伦理才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或资本主义精神非新教伦理莫属了。

正如弗兰克·帕金所指出的韦伯著作的某些部分，他坚持认为、东方文明所拥有的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和制度的支持、正如西方已发现的一样多，而在他著作的另外一些部分，他又开始激烈地否认这种观点。《经济与社会》、《普通经济史》的许多部分都致力于描写东、西制度对比之中所呈现的尖锐对立。例如，他告诉我们，在西方和东方，城市就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展的(见《经济与社会》一引者)。 在东方，城市几乎总是处于中央集权和军方统治之下，而且从未赢得中世纪后期欧洲城市所享有的法律和政治的自主权。因而，在东方，一个独立的自由化阶层就没有机会出现。而谈到财产所有权，在西方的城市国家总是被当作一种可让渡的商品来对待这种情况在东方则极罕见。

同样谈到公民权和正式的个人自由：东方和古代世界为一方，中世纪的西方为另一方，在个人的法律地位问题上，成为绝对的反比(见《经济与社会》)。在西方，法律和司法是根据合理的程序和客观的法则来执行的。在东方，司法的执行却是极其非理性的。因为它是被根据一时的兴致和高度的、强有力的个人风格，按照专断的方式来执行的。很显然、韦伯本人非常清楚，在东方(包括中国)缺乏资本主义赖以发生的物质机构.所以它缺乏资本主义精神被归罪于那里的"宗教伦理"便显得毫无意义，而且空徒引来不必要的异议。

话虽如此说，我却感到有必要回过头来赞美一下作为一位杰出的人类思想家的韦伯的伟大的人性的直觉。把资本主义的兴起、或者按笔者的说法，把人类的从官场化社会向市场化社会的迁跃，完全归功于宗教伦理决定论历史观，固然是片面的，甚或错误的。但在周围一片政治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或者说一片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和种种所谓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观点的沙漠中，出现如此一小片涉及宗教伦理的历史观点的绿洲、不能不令人感到由衷地振奋和欣慰，总算有人还看到了一点人类情场的精神力量的巨大作用。

宗教伦理的因素作为一种历史的决定论观点固然过于夸大，但作为一种人类历史或文明进步的一个深层的原因，却丝毫没有理由认为不是恰当的。而且，就西方资本主义首先兴起的地方与新教伦理的相关性而言，人们也不能不钦佩韦伯的锐利的洞察力和直觉。而作为东、西方文化的对比(比资本主义兴起的问题更深一层次的问题来说，正如笔者在本书前面曾讨论到的，宗教信仰问题(或者说西方人继承古希伯来人的文化渊源问题)也恰恰是一个关键。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无论就东西方文化对比问题，抑或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方某处兴起的问题而言，韦伯的确都是抓住了问题的重点之一。

后来美国的社会学家R.K.默顿循着韦伯的思想上更进一步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也同样与新教伦理，尤其清教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由此而写出了他的著名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仍由此可见、虽然作为历史决定论观点而言，宗教伦理决定论的历史观不像政治决定论历史观和经济决定论历史观那么理直气壮，且不像它们可以分别相应于人类的两种重要的社会历史形态、或阶段，即官场化社会和市场化社会、但宗教伦理决定论观点却在两大历史形态或阶段之间的迁跃之中以及在西方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差异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们、社会学家们、人类学家们以及有关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们难道不应该更深入地加以探讨吗?

（2）科学知识

严格地说，人类天生是一个历史的知识决定论者，尤其是一个历史的科学知识决定论者。通过解释，前面曾提到的大多数历史思想家所坚持的历史观点的后面，都会显示出其潜在的知识决定论的成份，尤其是科学知识决定论的成份。甚至可以认为，一切历史决定论的后面，都具有知识决定论潜在的基础。

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是一句千真万确的真理。人世间，凡围绕人类存在的事物没有不是随着人生生死死、循环往复，产生后复又消失，生成后终归毁灭。权力是如此，金钱也是如此。权力没法一代一代累积起来，一个人一旦成为至尊、登上皇位，即使终身享用，随着他的死亡，一切也都烟消云散，尽管发明了权力的世袭，但纵观中国的皇朝历史，子子孙孙延续至多二三百年，中国还不知有多少父子兄弟以及外戚，乃至与其他篡位者之间相残相杀，与其说给子孙留下的是尊荣，莫如说留下的是使他们更其丧失人性的祸根。金钱累积又如何呢?人类贪婪的习性同样毫无例外地总是以痛苦、失望而告终。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人的至悟之论。如此随生随死的权力和金钱凭什么去推动历史和文明的进步呢?权力的力量、金钱的力量不是不朽的。人世间真正不朽的力量，只有一样，那就是科学的知识。亚里士多德说，科学的对象是必然的东西，因此，它也是不朽的。科学知识常积常新，常新常积。知识的价值不会随着创造它的人死去，只会激发后人更勇往直前。正因为科学知识逃离了生死循环，不仅永不消减，而且是更以一种超越级数的指数倍增的势头急剧地、基至爆炸式地增加。

关于知识的按指数率增加的说法，现在已众所周知。而最初对知识作出粗略计算的是美国美以美教会大学图书馆员弗里蒙特·赖德，他于1944年计算美国科研图书馆的规模，结论是平均每16年增长一倍，后来，赖德又选择耶鲁大学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情况："看来耶鲁大学图书馆在18世纪初期阶段大概拥有1000册书。如果由此开始，它不断以每16年增加一倍的速度发展，那么到1938年，它的图书应会增加到大约260万册，实际上它到1938年已经拥有图书2748万册，这就惊人地接近于'标准的增长度······只用一点时间便可算出，耶鲁大学图书馆在1849年大概拥有1.25英里长的书架，它的目录卡(如果那时有目录卡的话)大约占160个卡片盒。到1938年，它的2748万册书大概要占8英里长的书架，各处所有类型的目录卡占有总数大约一万个卡片盒。1938年为这个图书馆服务的职员在200名以上，其中大概有一半是编目员。赖德接着估计到2040年耶鲁大学图书馆会有"大约2亿册书，占有6000英里以上的书架······75万个卡片盒，占地8英亩以上，每年新增1200万种新书，为这些新书编目将需要6000名以上编目员。"

美国科学学家德里克·普赖斯在《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一书中更对科学杂志和学术论文的发展情况作出了描绘。如果我们......从1665年起到今天按照时间延伸的顺序进行计算，那么一目了然地看到，科学期刊数量的激增非常有规则地从一种发展到10万种左右，这在任何人为的或行自然的统计中都是罕见的。1750年，世界上大约有10种科学杂志，从这以后，每半个世纪增加10倍.这显然是非常精确的" 普赖斯一直力图根据这些数字得出一个"指数增长规律"。他认为，最明显的结论是新杂志的数目一直在按指数增长、而不是线性增长。其中的常数实际上大约15年增加一倍，50年内相当于增加到10倍，在一个半世纪内增加到1000倍……

正是由于科技知识如此迅猛地激增，这才产生了近百年人类文明的进步远超过此前数年总和的辉煌成就。难道这一点还有人可以提出怀疑吗?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权力"，"知识就是金钱"，"知识就是自由、闲暇时间"，知识就是······。难道人类不就是在这种种类似的说教中长大、成熟起来的吗?在中国古代，孔夫子的儒家弟子早就有''学而优则仕''的心得，中国人早就知道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训词来教导自己的下一代，更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来激励学子们用功奋进，莫要错过了读书求知的大好时光。除了对"知识"的理解各有差异之外，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英国人等等，以及所有具有自己的文化系统的民族，不是同样在以与此类似的种种说法鼓励下一代人吗?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类的天性，只有笨蛋和疯子才会无辜糟蹋自己求知的能力。

在上面所述有关知识的意义上，哪一位历史思想家的历史观点的潜在基础中能少得了知识决定论，尤其是科学知识决定论的成份呢？

维科的书取名《新科学》，题名本身就有科学知识决定论历史观的重大嫌疑。书中论到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时代的转移即来自人类群体的共同的认识活动，随着岁月的推移和人类心智的远较巨大的发展，意识到自己和贵族们具有平等的人性······。'"显然作者是依赖于人类知识的增长作出这种论断的。

康德首先提到"从普遍的历史出发来观察人类自由的历史······就可发现历史是在运动中有规律地前进的"。这种观点明显影响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维。黑格尔视人类历史是绝对自由精神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而自由即是对必然的认识，可知知识的增长明显预示着自由的增长，也即预示着历史的向前迈进。

比较而言，更明显具有科学知识决定论历史观的是法国的实证主义社会思想家孔德，他的创新性的《实证哲学数程》(1830一1842年分6卷出版)把人类探究真理的历史说成是评价科学的方法

对于社会所有方面的重要性所必不可少的结论。他指出，标志着主要观念前进过程的各个历史阶段事实上具有逻辑的必然性，而且实证主义作为这个发展阶梯的最后阶段(前两个阶段是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提供了根本规律，这个规律是，我们的每一种主要概念，每一个知识分支，都相继通过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的或虚构的，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科学的或实证的阶段。"显而易见，孔德心中的历史是由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的发展直接决定的，因为他把知识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神学的或虚构的，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科学的或实证的)直接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孔德实际上可看作是历史观的科学知识决定论者的最早的代表人物。

我们不必一一列举所有曾提到过的历史思想家的观点，但可以决非武断地说，凡具有理性主义、进步主义以及科学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他们的历史观中都必不可避免地会含有科学知识决定论历史观的成份。甚至还更可以认为，前面所提及的政治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宗教伦理决定论，其中每一种决定论的深层都必联系于知识决定论。

读到这里，读者必会认为，作者本人必然也是一位坚定的科学知识决定论者。笔者不愿否定，但也不愿肯定。其中理由，读者再读下去、自会明白。

中国近百年来枳弱不振，多少爱国志士曾抱有知识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有的人不只是宣传呼吁，更身体力行。如蔡元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先生，奈何形格势禁，均收获极为有限，更不用说靠它们来救国。原因何在呢?尽管从最深层的原因来看，知识决定论历史观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历史的进步，文明的发展，最彰明的证据即是人类的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的增进。

当今人类文明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如美、日、德、法、英等国，它们的公民的受教育程度均处于世界最高水准。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面的答案，当在本书后面有专门的论述。

由于知识的重要性，尤其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连带创造知识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的重要性也愈益受到学术界的注意。为此，知识社会学、知识分子社会学，以及科学社会学也应运而生。卡尔·曼海姆(1893--1947年)在这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认为，知识社会学试图揭示的仅仅是当知识摆脱了宣传和评价(常常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呈现····引者)的因素之后，它还保存着种能力的因素，这个因素大部分还没有变得清晰可见，它是不能被排除的，但充其量它只能而且应当上升到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他的意思很明白，他希望人类能尽可能排除彼此之间互相敌视的宣传或反宣传，或至动用专制工具对求知活动进行的武力干涉和压制，以便人类能更自觉地利用自己的求知活动去为人类增进福利。

他认为，只有知识分子，由于具有特殊的优越地位，能够利用自己从不同观点中综合正确因素的能力，才能提出关于历史的客观知识。因为在他看来，真理永远是历史的和整体性的，因此，仅仅各种偏执的意识形态思想或相反的乌托邦思想都不可能把握历史整体。作者寄希望于将来社会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看作是居于现代社会一切阶级利益和反人道趋势之上，可以发挥社会整体的道德卫士的特有作用的精英。可以认为，知识社会学或知识分子社会学的研究，是朝着使历史观的知识决定论更真实地发生作用的方向前进的一种可贵的努力。

遗憾的是，仅仅倚靠知识，尤其倚靠科学知识，并不能使人类社会变得比今天更美好。别忘了，笔者在本书前面对人性原恶的独创性意见，任何人从生到死，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抑制他(她)自身的原恶任性、懒惰和嫉妒。仅从这一点上讲。索罗亚斯特所告诉人们的是对的，即任何人都是光明与黑暗、上帝与魔鬼的合身。知识只是富于弹性的人性力量，人属于光明，它就是光明的力量，人属于黑暗，它就是黑暗的力量，在上帝它可以为人类造福，在魔鬼它却为人类带来灾难。

人们会驳斥说，这只讲的是关于真理的科学知识，还有关于善的道德知识呢。这就应了曼海姆的悲观观点人类关于善的知识、经常是相互抵牾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它可以成为人们自我标榜的表白，乃至借口，以及文过饰非的工具，却很少可能真正为人类行善。如同世上所有相互针锋相对的主义之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哪一方都把自己表白为真正的人性，实际上其根源全在于人类某些团体各自的自利的潜意识。

这些潜意识中充满着种种乔装打扮的原恶，至是狰狞的邪恶。明明是恶劣的任性，偏要说是规律。明明是可鄙的惰性，偏要说是对阶级敌人的劳动改造；明明是丑恶的嫉妒，偏要说是某某精神的胜利。迄今为止，人类中所有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全都是在权力和金钱的强大的诱惑力挤压之下的变形的人类精神产物，是经过扭曲的人性的表白。无论其表面的词藻多么美妙动听，一一俟触及到某种世俗的切身利益，温柔的会变得狰狞，慈祥的会变得残忍、美妙的会变得丑恶，鲜花会变成血污，橄榄枝会变成枪林弹雨。

乌托邦

乌托邦是无知的幻象，意识形态是人性的枷锁。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黑暗、阴霾、潮冷、粘腻，使人窒息在没有精神自由的地方，乌托邦在暗中生成，意识形态在旗帜中飘扬，历史是一面哈哈镜，生活是一个大酱缸。"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只有极少数像鲁迅那样伟大的人物用自己的小诗泄一泄胸中的愤怒。在这种时候和这种地方，知识不仅没有用，连它本身也变了形。君不见中华五千年，尽管历史文献堆山塞海，里面却极少真正人性的知识。反倒是被历史和历史家轻视的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发明，为人类、为西方近代文明的崛起提供了结结实实的三大阶梯：造纸技术为西方人的科学知识的传播效劳，指南针使西方航海冒险家可以向世界各个海域远航，火药使西方商人兼海盗所向无敌，从此使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在通商与抢劫的喧啸声、悲号声中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3)自由价值

人们会问，自由价值决定论、世界上有过这种历史决定论吗?

自由价值，什么时候它能够成为一种真正左右人类历史航船方向的决定性力量？

笔者只能回答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或许会有吧，按照人性，应该会有这一天的。

可以说，这一节充其量是我的一种设想，就像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我总捉摸着，在某个时候，在某个地方，会有这么一种自由价值决定论的历史观出现就像门捷列夫预言，在某个时候，在某个地方，人们一定会发现某种新元素一样。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如下因素对于人类历史走向的决定性影响，它们是权力与权利、财富与金钱、宗教信仰与伦理、知识与科学，现在这些自由价值更一般地说，应是审美与情感。

权力与权利属于人类在官场活动中力争获得的东西，财富与金钱属于人类在市场活动中力争获得的东西，而宗教信仰与伦理、知识与科学、审美与情感三项则同属于人类在情场活动中志愿并希望主动去认识和体验的东西。关于人类的信仰、知识与情感活动，我们曾在"情场，最最人性的活动场"一章中作过专门的描述，读者从那里应大致了解到作者对于人心中三座人生的基本天平(权力天平、金钱天平、自由时空天平)的观点和态度，而这三座天平在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是天赋与后天培养同时作用下而存在的。它在各人心中的偏向虽然由各人自己掌握、实际上外部压力的形恪势禁早就使许多人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自由。

这种自我控制的自由的价值在人的一生中是非常珍贵的。其珍贵如同人的生命。具有这种自由，并珍惜地运用这种自由，人才真活得像一个人，像一个真正富有人性的人。不具有这种自由，或不珍惜地随便放弃这种自由，人便丧失了人性，或自甘成为人世的(精神上的)囚徒。可惜世上不少人对此一无所知，懵懵懂懂，就像野兽生活一辈子，糊糊涂涂生，糊糊涂涂死，没有人性的欢乐，也没有人性的悲哀，没有心灵的震撼，也没有精神的惊骇，得过且过，麻木不仁。在人世间跑一回龙套，在人生舞台上走了一次过场，如一阵轻烟在世上任种种潮流推来推去几十年，最后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漫漫悠悠的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真正对自由价值有认识、非常珍惜、视同生命自身的人，是极少极少的。

说得可能不中听一些人类历史至少在表现人的自由价值这一点上是由这极少数的人们创造的。这些人憎恶官场上人们之间权力地位的等级森严，鄙视那些虚情假意、礼尚往来的繁文褥节，厌恶官场上人与人之间戴着假面具的彻头彻尾的虚伪的表演。人们脸上的每一丝表情都似乎是在掂量了权力天平上的轻重之后的机械反应，人活得像是被权力的线索牵动的木偶，而根本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志的人。同样，他们也憎恶市场上人们的尔虞我诈，斤斤计较，市场上人们的一言一行全都在金钱的天平上颠过来倒过去地称量。为了金钱，人们可以玷污人性的尊严，可以出卖人类的良知、良心、可以弃人性的情感如敝履。专权者的冷酷残忍的行径与奸商者的狡诈诈骗的行径，在这些人的自由价值的天平上，全部轻如鸿毛、逝如蜉.，毫无价值。但这些人绝非生来即是如此"不食人间烟火"者。使他们成为这种人的原因有对传统知识的反叛，对真实体验的震惊，对直觉审美价值的向往。这三者均源自他们敏感的心灵。

他们比一般人更敏感到传统知识中虚假理性的重压、因此起而反叛，他们比一般人更敏感到实际生活中繁琐、无聊的过程对真正人性的生活的耗费和折磨，因而产生了震惊。他们比一般人更敏锐地直觉到人生中新颖美感价值的引诱，因此而不惜一切地努力追求。他们可能是天才，但更多的人却是在经受过生活中多方面的折磨，有的甚至是出生入死的坎坷之后，才最终造就他们的优美的人格。他们是英雄、是"超人"，是"伟人"，是不同一般的意志坚定者，毅力顽强者。他们清醒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灵魂中的原恶任性、懒惰、嫉妒，因此，他们如饥似渴地汲取一切前人的知识，恪遵一切有益的古训、箴言和戒律。

他们尽一切努力、勤奋地工作、在亲身的操作中体验人生一切应有的美妙的动感，这种动感的令人心灵发光的奥妙是懒惰者一辈子也无法体验到的。他们心地坦荡，光明磊落，惺惺惜惺惺，英雄爱英雄。这种人的职业遍及人生一切有价值的角落，但他们更通常的职业是哲人、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技术发明家、新生活方式的创造者。他们不必是官场、市场的逃避者，恰恰相反，只要他们愿干，他们必可成为其中的巨星。即使在官场、市场，他们也决不愿成为一个庸人。他们看透了人性的弱点、他们懂得了为得到最好的，不得不暂时操起最不好的，他们最了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道理。他们是大善大恶者，他们鄙视庸人，但又对他们宽容。即令是失败、是死亡，他们也以最豪放、最落拓的胸怀去迎接，去拥抱。对于庸人们的评头品足，他们毫不加理会。如同马克思引用但丁的话"走你的路，不要管他人怎么说"。 《完结》